由于DRAM产业过度扩产,加上金融风暴的袭击,2008年全球DRAM产业面临最大规模的衰退,全球厂商无一幸免,德国业者Qimonda更因此宣告破产。鉴于半导体产业对于电子产业发展的关键及关联性,以及产业崩盘可能衍生的问题,近来引发不同立场的讨论,救与不救,正反意见相互冲击。究竟应如何看待DRAM产业的发展,政府是否应该出手,值得进一步讨论。

台湾DRAM产业虽拥有可观的产能规模,在景气高峰时,受惠于规模经济而享有高度利润;惟在景气谷底,大规模产能所衍生的成本,却也使厂商面临沉重的亏损压力,总计2007至2008年,我国DRAM产业累计亏损新台币1652亿元,已超过2004至2006年共三年之累积获利新台币1325亿元,2009第一季亏损亦达397亿。也因业者陆续出现营运困难,遂向政府提出纾困的需求,由于金额庞大,各界意见分歧。综合而言,认为政府应该要救DRAM产业的看法包括:

DRAM产业占我国半导体产值比重高,资本投入大,不应轻易任其破产。尤其国内银行拥有大量债权,若厂商倒闭,将冲击国内金融产业体系的稳定;其次,DRAM产业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,DRAM产业之上游供货商、下游封测、通路与模块厂商皆可能同受冲击;再者,DRAM有高就业人口数,DRAM业者倒闭将使冲击原已不景气的国内就业市场;最后,若全球DRAM集中在韩系业者,从国家竞争而言,可能因此影响我国下游系统厂商之竞争力。

但也有反对政府介入的意见,亦有其论据。首先,DRAM产能原已过多,应趁金融风暴之机进行自然淘汰,而非支持更多的产能投入;其次,以政府力量纾困,恐造成公平性问题,并可能伤害其他经营状况仍属稳定之厂商;再者,DRAM产业极具风险,所需纾困金额高昂,若以国库资源投入,未来恐有大幅损失,何况政府也不见得能够提供如此的巨额预算;最后,也是大众最关心的是DRAM厂商原股东享受过去高获利荣景,却由所有纳税人分摊高额损失,缺乏社会公平性。

持平而论,两方论述都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,且言之成理,也难怪政府当局陷入两难。不过若从台湾整体科技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,政府不出手,未来台湾电子产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,以下进一步分析:

若按照市场经济法则,适者生存、自然淘汰,是最常见的解决模式。由市场力量决定厂商去留,此一方案的优点,在于一方面可避免外界对政府资源分配公平性的疑虑,让优质业者自然胜出,一方面也可以最少的资源,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。

以单一产业而言,理论上此一市场经济模式应最具效率,但DRAM产业的关联性却使决策更为复杂。先不论其对产业上下游可能的影响,最值得关注的应是金融产业体系的冲击。因DRAM产业的高资本投入特性,我国业者在前一波产能扩充、制程转换阶段,大幅举债,至2009年第一季为止,厂商总借款估计在新台币3,000亿元以上,若任由DRAM业者倒闭,金融业者将产生高额呆账,这对于已受金融海啸袭击受伤不轻的金融业者而言,无疑雪上加霜。轻则大幅侵蚀银行获利,重则连锁效应引发下一波本土金融风暴。

尤其,更令人忧心的是,DRAM产业虽不必然与终端系统制造业有必然的共生关系,但因金融体系的受创,导致银行紧缩银根,排挤其他产业,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中长期的融资与借款,这绝对会影响台湾科技产业未来的发展与布局。产业发展不外资金、技术与人才,当资金出现问题,人才对产业前景失去信心,未来产业发展不言可喻。

因此,台湾DRAM产业所可能衍生的问题,已非从单一产业的思考可以解决。从情势的变化,以及其可能对高科技产业未来的影响观察,政府现在所面临的难题,已非是否出手,而是应该如何介入,以促成并导引产业的健全发展,提升产业竞争力,而在介入的同时,并避免公平性、代理与道德风险,以及资源错置的问题,才是现阶段的当急之务。

以下试仿真政府可能的介入方式,并分析可能风险:

方案一,以融资支持现有业者,协助度过财务难关。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目前我国DRAM产业的总负债超过新台币4000亿元,规模甚巨,而产业供过于求的景况不一定改善;而下一次景气循环,我国业者仍将面临同样流动性的问题,且业者每年仍需支付国外厂商巨额权利金的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。

方案二,支持现有单一业者与技术母厂发展自主技术,共同享有IP,减低权利金支出,政府仅提供资金支持。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政府巨额资金投入后可能缺乏有效监督,有道德风险之虞;尤其单一厂商受惠,对其他业者反形成不公平竞争,其他业者亦无法从其技术研发中受惠等。

方案三,投入单一技术平台,寻找技术伙伴,取得既有技术,共同发展未来技术。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技术伙伴对技术IP授予有所保留;因技术伙伴能力、跨国整合或其他如文化等问题出现合作困难,以及缺乏产能支持等。

从产业结构的调整,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观察,方式二、三皆是可以思考的方向。不过国家资源来自全民,其投入的角度应着重产业的外部性,也应该是主要考虑的重点。亦即不论是方案二或三,都应回答在国家资源投入后,是否有机会建立及拥有自主技术,降低巨额权利金?是否能够进行产业整合,启动一部份闲置产能?能否促成产业生态的优化?能否降低产业可能崩盘的冲击...等等外部效益的问题。

此波金融海啸,各国技术母厂同受冲击,体质较差者如Qimonda已宣告破产,部分国际大厂亦需要外力支持,台湾虽面临危机,但此刻也为台湾开启获得DRAM技术的机会窗。惟国家资源有限,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进行产业结构及体质的调整,并获得最大的产业外部效益,正考验着政府当局的智能。